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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把支付宝放在美国 可能做不到今天这么大的!

来源:互联网 2022-12-27 14:25:45实时热点10
时间流转间,2022年已步入尾声。这一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脆弱,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国际供应链在调整中面临新的风险。与此同时,随着12月国内疫情防

时间流转间,2022年已步入尾声。这一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局势紧张,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脆弱,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国际供应链在调整中面临新的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12月国内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火速落地,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在到来。一系列重磅经济信号的接连释放,也为2023年的国内经济走势带来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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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变革之际,2022凤凰网财经云峰会将于12月29-30日以线上方式隆重举办。本届峰会以“中流奋楫”为主题,盛邀海内外**官员、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围绕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投资机遇、企业信心、消费提振等重磅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峰会前夕,凤凰网财经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就平台经济的长远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黄益平总结认为,平台企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找到的市场痛点。黄益平表示,实际上任何一个商业现在能做得比较成功,背后都是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存在,比如电商、外卖、社交等。他举例称,中国的移动支付做得非常好,是因为中国有市场需求,但如果把支付宝放到美国,可能也不会做成今天这样大,“美国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一言以蔽之,只有当市场需求在那里,做出的东西才会受到市场的拥抱。

除此之外,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来解决市场痛点。黄益平以支付宝举例称,“它在2010年的时候每秒钟只能处理300笔的贷款,到现在已经将近100万笔。如果它还是停留在当时300笔每秒钟的处理能力,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平台经济。”

第三个原因,则是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家组织。“有技术、有痛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或者一帮人把创新做起来,其实是做不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平台经济其实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财经:您刚才也说其实在平台经济的这些企业中,可能100家企业能够做成的也就是这几家。那您认为目前看来那做的比较好的这几家他们是做对了什么?

黄益平:如果要我来看这个,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来做概括,很明显的是他们看到了市场上的一个痛点,就是能改进的地方。实际上任何一个商业现在做的比较成功,实际上他都是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在这。比如说电商,比如说这个外卖,哪怕是社交,它确实有一个市场痛点在那。

我个人在过去几年一直特别聚焦研究的就是数字金融,数字金融里头中国有一个做的特别好,在全世界也排在前列的,就是移动支付。现在我们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全世界都是最大的。我们最近和布鲁金斯学会一起联合做了一个课题叫《中国的数字金融革命》,我们在这个报告里,尤其是美方参与的研究人员他们发现,中国的移动支付做得非常好,但他们认为在美国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你同样一个东西它到最后能不能做大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你有这个市场需求在那里,你做的东西才会受到市场的拥抱。你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就像我前面讲的故事,就是你把支付宝放在美国,它可能到今天也不会做的像我们现在这么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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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来解决问题。为什么原来这个系统当中有这个痛点?是因为过去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移动支付能解决?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的普及,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的云计算能力的上升。

拿支付宝举个例子,它在2010年的时候每秒钟只能处理300笔的贷款,到现在已经是50多万笔,将近100万笔。如果它还是停留在当时300笔每秒钟这个处理的能力,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平台经济,我们现在如果经常去用,一用就付不过去,你将来就不会有人去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提一个简单的概括,那当然一方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那儿,第二个方面确实是有新的技术能帮助解决这个痛点的问题。

在这上面我如果要再加一个因素,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在那里组织。你有技术你有痛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或者一帮人把创新做起来,其实是做不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平台经济其实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

你想一想,这些头部平台企业都是几个年轻人或者一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想法、几个想法,然后就动员资源把它给落地,短短几年之内把它做成全国全甚至全世界的头部企业,没有市场化的改革,怎么可能有这么巨大的成就。

如果我一定要再加一点,我觉得当然我们国家的平台经济和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确实做的更好一些,它确实有技术本身在那里,但是我们的互联网的普及率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率确实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那这个我觉得要感谢国家在这些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包括很多国有企业,我们的移动互联网、通讯、网络,全国都能铺开来。我们数字金融为什么能做的普惠性那么高?就是因为你拿一个智能手机,只要有移动信号你不管站在中国什么地方,你都能享受差不多的这个金融服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普惠性。但它的前提是你站在任何地方你是有移动信号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享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

凤凰网财经:但是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好像只有中国能发展出这么大规模的平台,其实像您说的是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有比较大的关联。

黄益平:当然我可以再加一个就是我们人多。因为平台企业他本身是规模经济,就是规模越大越容易做,效率越高,那我们十几亿人再加上刚才说的市场痛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企业家,再加上人多,这个故事现在完整了。

凤凰网财经: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两种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硬核的创新。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说什么样的创新叫做好的创新?

黄益平: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来回答的就是它能不能支持我们效率的提升,尤其是能不能支持效率的持续提升。你记得我们这几年政策一直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最终要做的什么?就是要提升供给侧的效率,或者我们经济学里头有一个概念叫总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总的经济效率能不能持续的提升。那我觉得商业模式和硬科技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你只有这种持续的硬科技的创新的不断的推进,我的效率才能不断的提高。但是这种商业模式的推进,对于效率提升也很重要,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可以帮助这些硬科技更好的发挥它的这个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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